湖北曾都区三大光伏扶贫模式成全省亮点
这样既不违背法治原则，又是在相对方自愿配合的基础上实施，也容易协商沟通，会产生积极的管理效果。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因此，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宪法确定的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遵守和贯彻实施我国宪法，因而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违反宪法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而到21世纪中叶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一界定实际上是将制度法治化与工作法治化都纳入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目标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来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此作了重申。可见，上述西方思想家们关于司法公正、法治信仰、权力监督等法治理念，对于我国国家和社会治理仍具有借鉴意义。这是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之根本差别所在。
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是，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这三大战略举措来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一部人类政治法律史，就是一部人类探索规制权力的历史。法治现代化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美国学者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法律与革命（第一卷）》等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法律信仰迅速成为我国法学界的热词，一时趋者如云。
（四）中国传统时代教化的特征大体而言，我国法律传统中的教化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德法关系上，以德为本，以法为用，正如朱熹在对《论语》中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解释中指出：愚谓政者，为治之具。作为儒家的中心观念——礼，即起源于祭祀神天、祖先的宗教活动仪式。结 语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进一步发展法律信仰论，以法治信仰取代法律信仰，虽然实定的法律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但作为理念的法治因其自身的品格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第 1 条开宗明义地规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原则的指引下，一些道德性、教化性的内容被引入了《民法典》。
与西方中古时代相比，传统中国是一个世俗国家，虽然宗教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但同样是具有国家统合作用的国家之机轴。而在实践方面，伯尔曼认为，尽管有论者常常以禁酒令的失败主张法律对于改善人类道德状况的无能为力，但事实上法院的判决与立法宣布禁止种族歧视之后，美国社会对种族平等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
就后一方面而言，尽管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法律思想与实践强调人的自主性、道德与法律的分离，但有关法律教化的论述始终不绝，如孟德斯鸠就曾指出：一个明智的立法者就应当努力通过适度的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箴规，通过荣誉的法规的适当应用，通过羞辱性的刑罚……去教养人民。这种法律的教化性与法理学中的法律父爱主义有所区别，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语境中的概念，试图解释在以保障个体自治与防止侵害为核心、强调道德与法律区分的西方法治体系中，为什么会存在限制那些仅造成自己或者他人道德损害的法律。三、现代法律的教化功能（一）西方社会中的法律教化有论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法学界乃至实务界，往往将教化当作传统帝制中国的专利，并将法治与教化割裂，把后者视为人治的代名词。进入专题： 法律信仰 法治现代化 。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法律信仰这一概念唤回了对法律教化性的认识，并彰显出我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西方法治传统的差异。例如，吴经熊就曾指出：过分地吸收道德，反而会成为一不道德的法律，因为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而道德是自由的，是无强制性的。事实上，这种教化型的法律融天理、人情与国法为一体，兼顾平衡了地方与中央、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利益，造就了我国传统时代的超稳定秩序。易言之，发挥刑法的教化作用是必需的，但其限度需要进一步明确。
当然，将所有道德要求都转化为法律规定，不仅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的固有界限，而且会使人们在道德的重压下压抑个性甚至放弃权利。这就使我国传统时代的国家权力不仅以道德文化秩序为正当性基础，同时还是道德文化秩序的保护者与施行者，国家兼具了统治者与教化者的双重身份。
（四）对法律信仰论批评的评价上述对法律信仰论的批评有的尚属中肯，有的则属苛责。《法律与宗教》中译本出版是一个重要节点。
《尚书 ? 洪范》记载：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有学者就认为，将法律当作信仰的对象，与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原则相背离，法治化进程并不是将法律神圣化的过程，反倒是解神圣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的法律信仰论反倒体现了中国法理学中的独断论思维。陈亚飞，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 条宣称立法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第 18 条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规定更是一度引起社会的热议。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律教化功能的见解与我国传统时代儒家的观点相去不远。（二）礼法秩序的神圣起源尽管儒家所主张的礼法秩序历来被认为是世俗性质的，但在儒家经典中，很容易找到有关礼法秩序神圣起源的叙述。
相较于行政处罚，行政教育具有程序上的前置性、优位性、过程性和功能上的目的性、人文性、替代性。另一方面，西方近代社会的法律同样也有教化功能。
敬德与敬天并行，并在法律制度领域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强调刑罚要以教育人民为主，以德治民。他们之所以创造法律信仰这一概念，并不是批评者们所认为的是移植论意义上的附会，而是在一种整全性的观念秩序与法律关系层面上看到了中西法律传统的相似性，这即本文下述的教化性。
事实上，无论是法律信仰还是法治信仰，这些概念之所以得以证立，是因为法中存在值得信仰的东西，而内在于我国法律制度与实践之中的法律的教化性正是这些值得信仰之物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四）司法领域的教化在新中国司法史上，司法工作一直被认为具有教育群众的功能。
第 5 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科学教育、文化教育、法治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劳动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引导未成年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时中央政法委就指出，要树立对宪法和法律的崇敬和信仰，要在全社会树立以对法律的信仰为最高境界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念。说到底，刑罚只是配合德治主义的辅助手段，法在德之下。这种分离性的视角忽视了我国法律的一个重要维度，即教化性质。
而新中国对 1950 年颁布的《婚姻法》的宣传更是长效和持久，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部法律的宣传，才从根本上更改了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与家庭结构，发挥了良好的教化作用。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所预设的人则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组成部分的道德能动者，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限 制，现实中的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符合这一预设，而法律就是诸多社会教化（或者说心灵的社会化）方式中最为重要的一种。
在该书出版之后，有关法律信仰问题的讨论有了长足进展。其次，儒家追求的外王不只是以法的方式构建一个和平的秩序，更在于建设一个道德的世界。
在《尚书 ? 皋陶谟》中即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在英国学者葛拉姆看来：自由的社会必须尊重个人自由和自律的领域，基本上只有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生命中的‘应然。
其次，道德为法律提供了评价标准，使法律不至于成为非正义的法。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法律制止人们作恶，保障社会的基本秩序。内圣外王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生命价值，儒家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内圣即要求儒者三省吾身反求诸己，以充分发挥自己人性中固有的善性，强调通过德性的修行达到自我超越。自此以后，中国的宗教由对天之顶礼膜拜转变为于人之德性关怀，法律制度也从赏罚由天改为民本之教化。
上述规定，诚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该条通过旨在维护良好家庭生活秩序的专门条款，将德治理念在法典之中予以正式确立，既弥补了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秩序缺乏制度性建构以及当代立法缺乏道德内容的不足，又弘扬了以美德为中心的中国法制理论传统。第五，有学者认为法律信仰论者最终会走向一种法律工具主义。
应如何看待法律信仰概念？有些批评者认为，法律信仰这一概念之所以被热捧，是因为当时法治建设遇到瓶颈，将法律抬升到被信仰的地位，使人民主动、普遍遵守，就能降低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成本，然而，现代社会的诸多法律仅是出于管理便利，本身并无道德属性，更无超越属性，将之抬升到信仰的地位显然荒谬。就后一方面而言，近代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建构所需的物质经济条件非常不成熟。
在他们看来，法律信仰论是一种过于想当然的附会：伯尔曼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西方国家之所以有法治，是因为那里存在对法律的信仰，而我国当代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恰是因为法律信仰的缺失，因此，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就有必要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信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普法就是我国政府长期坚持的一项活动。
